去年是西南联大诞生70周年，纪念活动之多，社会反响之大，远远超乎想象。在国内，以知识分子研究成名的谢泳先生最近在《南方周末》上撰文《我为什么研究西南联大？》，介绍了他的研究状况。他的《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》虽然印数很少，但在国内却有很大的影响。我就是受到谢先生的影响而对这所战火中的大学发生兴趣的。我相信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。谢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，就我本人而言，受惠极多，先生襄祝之恩，没齿难忘。但先生文中有几处值得商榷，本着“学术乃天下之公器”之心及对先生的敬意，不得不说几句，想先生定能理解。
关于西南联大研究，学界公认最好的著作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易社强（John Israel）教授的Lianda: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。该书1998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。这本书与谢先生的书同年出版，但份量孰轻孰重，读过这两本书者自能判断。易教授倾二十余年之力研究西南联大校史，同样令人敬佩。我去年花了一年时间翻译这本书，但因为种种原因，目前尚未出版。在翻译过程中，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，谢先生就是给我帮助和鼓励最大的前辈之一。因为这种缘故，我才敢在此题目上略陈管见。
先生大体说得不错，在十多年以前，做西南联大研究远没有现在这么方便。先生等人的筚路蓝缕之功不但不应抹杀，而且是后来写西南联大研究学术史者应该特别注意的。
先生特别强调自己的书“是一本研究性的书，不是一般的叙述联大的历史，而是在联大的历史上，发现有价值、有意义的学术命题，特别是关于联大的自由传统”。在先生眼里，“研究”似乎比“叙述”更高明，可谓“研究”的“傲慢与偏见”了。其实，要把一件事弄清楚谈何容易，尤其是学术的初创期，史实的重建是一件繁难而又极为重要的工作。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，“叙述”本身就包含着对材料的考证，对人物的评判，对事件的分析，真正高明的“叙述”就是“研究”。我想先生是针对当下很多拙劣的“叙述”而言的，这自然是很有价值的，但太过标榜“研究”而轻视“叙述”，则难免顾此失彼。上文提到的易教授的著作就是一部以叙述为主的作品，但并不因为它偏重“叙述”，就否认其在西南联大“研究”史的地位，恰恰相反，我敢说，这是后人研究西南联大必读的一本书。
先生最后说：“可惜后来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，绝大多数还是偏重于重说联大的校史，真正的研究反而没有深入下去。近几年闻黎明先生、刘超先生的相关研究，才改变了这一局面。”这句话暴露出先生的学术史观察和评判上的漏洞。应该承认，当前图书市场上确实有很多著作“偏重于重说联大的校史”，有的连基本史实都弄错了。但说“近几年闻黎明先生、刘超先生的相关研究，才改变了这一局面”，我想这样的评价，闻先生、刘先生本人都不敢当吧。“改变局面”谈何容易！事实上，易社强教授的著作可以说是西南联大研究最深入的成果。还有，近年影响最大的论文不是闻、刘先生的大作，而是王晴佳、王奇生先生在《历史研究》上的作品，尤其是王奇生的《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》。但我想，即便王先生的论文也谈不上“改变局面”，只是在易社强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的深化。学术评判并非易事，谢先生在随笔式的文章中闲谈几句，本不必如此“较真”，但考虑到先生文章的影响，故不得不辩。
2008年年初写于北京海淀福缘门
